引言
世上很少有城市像东京这样，生存、搏动和呼吸都和地形息息相关；也很少有城市像它那样随着空间的褶皱发生变化。对于一个街区没有多少特色，地势平坦之处几乎被建筑群所掩盖的城市来说，这尤其具有讽刺意味。但它并不总是这样，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东京史写法更好的呢：通过叙述一些街区的兴衰沉浮，另一些更雄心勃勃的街区如何攀登社会空间阶梯，反映地理变迁。爱德华·赛登施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的这两本书正是这样写的，在包括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和出版商在内的许多人的努力下，它们被首度合并到一张封面之下。
不管哪种语言里都很难找到一本书像赛登施蒂克先生的经典叙述那样，不仅充满了一个城市的精神，而且渗透着作者的智慧。这两部书写的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虽然作者怀着一种强烈的历史兴衰意识写就了它们，但却是通过表现一种处于衰落和边缘化、同时又是城镇一部分的生活方式，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贯穿这两本书的是一种不祥之感和行将就木的宿命感。但与此同时，作者也恰如其分、举重若轻地选取了每次阅读都能引人发笑和使人惊讶的细节。
这当然不是任何人的东京，它是赛登施蒂克的。赛登施蒂克的东京从下町(1)开始，其视野向外推进至包含了浅草的整个地区。这两卷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讲述下町及其代表的精神是如何消亡的，一直写到近几年差不多一切尘埃落定，浅草被赋予了充当游客前哨站的角色。在这些字里行间的叙述中，东京的许多区域都占有一席之地，它们无疑是主要登场角色，被赋予了这样一种个性：因时而变，却又扎根于下町几乎返祖式的原始吸引力和“山之手”地区展现出的暴发户式妄自尊大的气氛中。于是我们从中看到了银座如何从江户幕府时期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一跃成为尽是展示时髦新奇之物的商店橱窗。而这座商人城市旧时的中心——“日本桥”则要泰然得多，仅是逐渐输给了附近的丸之内地区。战后因为美军军事设施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暴发户式的红灯区——六本木，受到作者的冷遇。新宿和涩谷说得委婉点则是被远远抛在了角落。
在这些区域周边，有许多给本书注入了活力的建筑：如毁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浅草“十二层”(2)，坐落于市中心、地理位置不便的东京中央车站(3)，因经受住地震冲击而闻名遐迩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4)设计的帝国饭店，城市的主要剧院如著名的歌舞伎座(5)和涩谷演舞场(6)。除了建筑外，人也是。他们的生命塑造了城市，定义它的文化——像手表制造商精工株式会社的缔造者服部金太郎、对日本建筑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英国建筑师约西亚·肯德尔(7)、最受爱戴的著名浅草喜剧演员榎本健一(8)、在新宿建起一片街区并将其乐观地称作歌舞伎町的铃木(9)。但对这两本书主旨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人，是许多至少将他们的部分作品构筑在东京土地上的作家，他们当中不仅有我们许多人都已经非常熟悉的谷崎润一郎(10)、川端康成(11)，还有名气小一点的小山内熏(12)和高见顺(13)。
这是一部社会文化史，它的光怪陆离被佐以富有启迪的各种插曲花絮，为东京的历史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背景语境。它围绕若干主体展开：上层人士中间的腐化；诸如百货公司那样的新文化和技术；节日、表演、剧院；艺伎和持有证照经营的花街。但这两本书远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它们实际上可以说自成一派。我们很难不去思考赛登施蒂克在书写东京时所感受到的自由度。一方面，他并不是在做翻译，必须让自己的作品受制于原著；另一方面，他也不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在写，因而也没必要采用历史学这个行当里的一些研究方法和工具。然而，他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抓住了历史变迁中的重要细节——明治时代的东京街头发生的从徒步到坐车的过渡，以及大地震过后居民饮食习惯的改变——妇女们开始大批外出就餐，这正是当时活生生的历史，在报纸、舞台和小餐馆中都能见到。事实上，这种写作路径与日本表现历史与地理的传统有更多的相同点，把对地形地理的描述和对社会文化史的辛辣讥讽结合起来。不过，总的说来，本书读起来会使人下意识地感受到永井荷风(14)的存在，赛登施蒂克翻译了他创作的哀情故事，也在某种程度上沾染了他的文化偏见。
保罗·韦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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